生在新中国，未经历过战争，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我，感到非常幸运。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幼儿园，不曾挨饿。小学一到四年级，我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成长。  直到1966年，我才经历了人生的低谷。

66年的一天，大字报铺天盖地，11岁的我和小伙伴们好奇的看着，指指点点嘻嘻哈哈，全然不知疾风暴雨即将来临，几天后，父母和十多个老师忽然间成了走资派，被戴上高帽挂上胸牌，敲着自家的脸盆在西乡塘游街，被逼着将抄家来的书画和古书籍一并烧毁，我母亲保存外公的古书籍全没了（我当时认为最珍贵的两本相册也被拿走了，那上面有不少我童年的回忆），之后父母被剪去头发，关进牛棚，并被打得鼻青脸肿，造反派认为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学生，家庭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为此，父亲专门给家乡公社去信，公社回信确认为“下中农”（70年回家乡后听说，当时公社没有我祖父母的档案，因为他们50年代先后离世了，于是公社找到生产队，生产队的人商量后回话，他---我父亲，大哥是中农，二哥是贫农，那就给他个下中农吧），我父亲这才少受些罪。那段时间，还算好，他们没有赶尽杀绝，给了我们三姐弟每月45元钱的生活费，我们三姐弟自己生活，担惊受怕的，在学校里，自然而然被划到了“黑五类崽子”一边。67年“大串联”和派斗，父母有了喘息的时间，也有了管教我们的时间，他们要求我们熟背毛主席的诗词语录和老三篇等，训练我们的记忆力。68年不知何故，父母被陌生人抓走了，我们又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不用上课的我，整天跟着小伙伴们，不是爬树钩干枝掏鸟窝，就是下河游泳摸鱼捞江螺，日晒雨淋，跟非洲人似的。几个月之后，父母先后被放了回来，关于这件事的点滴，父母一直不愿提起。

其实，我父亲出生在贫苦人家，排行第九，为家里老小，我祖父母觉得家里应该有个读书人，不至于被人欺负，于是祖父母和父亲的兄弟姐妹，大家筹钱让他读了私塾，后来他边教书边读书，终于在1942年考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时年27岁。46年毕业留校任教，48年随学校迁入南宁，之后在南宁高中任教导主任，55年莫名其妙成了“胡风反党分子”，被下放到牛奶场劳动改造。62年随我母亲一起调到南宁十二中学教书。

我母亲出生在没落的有钱人家，早年外婆分家得到了几亩地，出租给别人种，收点租子，另外，外婆给别人做衣服，添点家用。外婆很开明，男女一视同仁，三个子女都给上学读书（因为我外公是大学生，42年被日本鬼子炸死了），当年湖南邵阳的小学有奖励，全年级第一名，可免学杂费，我母亲三兄妹很争气，个个读到小学毕业，我母亲中学主要是靠我舅舅教书挣钱交学费。48年考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在我父亲手下当学生，49年因战乱回到邵阳，随后当兵南下，到广西昭平一带剿匪，53年转业到南宁五中任教，62年转到南宁十二中任教。总体来说，我算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70年初，为防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父母响应号召，把我和我弟疏散到湖南石门老家读书，初中一年，高中两年，这三年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当年湖南的教育比广西强，三年系统学习的知识，为日后的高考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发展，我在那里学会了打篮球，学会了唱歌跳舞，身体变得强壮起来。

73年春季，高中毕业回到了南宁，同年11月我弟随十二中的毕业生一起到那陈公社插队落户，我作为多子女家庭留一个在父母身边的政策受益者，留在南宁等待分配，74年6月，我被分配到南宁市饮食公司五里亭饮食店，这是集体性质的企业，50年代公私合营的产物，店里的员工年纪都不小，我们的加入，算是他们首次招收的青年员工。

我第一天上工，主要是收拾碗筷，打扫卫生，熟悉工作环境，过了几天，主任安排我切米粉，别看这活简单，其实挺累人的，半天下来，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之后要我学习卖米粉，学习做包子馒头炸油条等活儿，最辛苦的是值夜班，凌晨3点钟左右起床，煮一大锅粥，炸油饼炸糯米鸡，准备好早晨开门营业前的工作，然后再同早班的人，一起工作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店里没有顾客了才能下班回家。一年后店里增加了快餐业务，我又要掌勺当炒手，总之店里的各种把式我都掌握了，最后居然让我去坐着卖牌兼出纳（轻松活），主任说是我心算好，卖牌不易出差错（因为如果钱有短缺，得自己掏腰包补上），其实另有原因（后来听其他职工说的），主要是我做事太标准了（标准规定10斤面粉做100个馒头和包子，10斤面粉200根油条。100斤米粉分成208碗），比别人做的少，赚钱少。

不过开心的事也不少，每年我都会被抽到公司篮球队，参加商业厅系统篮球赛，76年入选商业厅篮球队，参加南宁市第三届运动会。

每逢国庆节前，我也会被抽到公司宣传队排练节目，在人民公园湖心亭，参加南宁市群众庆祝文艺表演活动。

另外还参加了商业厅为期一个月的民兵训练，最后真枪实弹的射击投手榴弹，真够刺激。打到“四人帮”之后，以民兵的身份，被派到街道居委会协助工作。

前前后后不务正业有近一年时间，五里亭店的员工敢怒不敢言，上级领导单位要人敢拒绝吗。自负盈亏的小小单位照常给我发工资，真的难为他们了，为了感谢，连续三年的大年三十，我都主动请缨值夜班。77年5月，我被调到西平中心店当干事，干些杂活，收发文件接电话，主持会议打扫卫生，跟着主任到下属饮食店调解矛盾等等。

1977年10月，各大报纸刊登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考学的热潮，大家踊跃报名，我当时还有些顾虑，觉得高中毕业已经差不多有4年了，担心考不好，于是和弟弟商量，我弟说：“报名的人虽然多，但不见得都是厉害的，我们可以在矮子里面选高子，说不定考得上呢？”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在我弟的鼓励和催促下报了名。

接下来就是高强度的复习阶段。我父母在南宁第十二中学教书，有条件帮我们弄来高中课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利用休息时间加紧复习功课，经常是转钟之后才入睡，满脑子的数理化、作文和政治。利用在中学住的条件，我经常请教数理化的老师，并参加那里高中生“模拟考试”（晚上自己在家做试题），然后拿去给老师批改，第一次考得不好，我赶紧找老师请教，弄清出错的原因，第二次考试有了提高，随后我依旧找老师请教，对每个问题都做到弄清楚为止，又经过几次的考试后，总算是把功课认认真真的复习了一遍，慢慢有了迎接考试的信心，但是由于用眼过度，眼睛开始有些模糊，看着月亮成了大丽菊，22岁的我近视了，这就是紧张复习的代价。

广西考试的4门科目，政治、作文、数学和理化，记得好像分两三天考完，考语文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根据题意，我作文篇头大概是这样的：“每当早上醒来，听到《东方红》歌声的时候，就会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9月9日那天与往天一样，······”，整篇文章都围绕着9月9日那天的事情和心情进行细致的描写，这应该蛮符合当下形势的。政治考试比较容易，其内容和复习提纲差不多，理化考试我估计考得最好，因为考题和模拟考试的题目差不多，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电压电流电阻的那道题，和模拟考试的题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数字有些不同而已。数学考试不太好，最后的那道大题全错了（回家来和我弟对了答案）。

考完试虽然轻松了，但等待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天天盼望着好消息的到来，终于在78年1月，得到了体检的通知，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离考进大学更近了一步了，记得体检的那天早上空着肚子急匆匆的赶往医院，可能是骑单车赶路急，到达之后就马上去测血压，血压有点偏高，护士让我休息15分钟之后再测了一次，这次血压正常了，我紧张的心才放了下来。 接下来是填表报志愿，利用晚上我和弟弟都在家的时间，加上父母（姐姐在湖南石门），一家人在翻看报纸，商量着报哪个院校哪个专业比较好，我母亲想让我报考医学院，我不愿意，我害怕血淋淋的东西，我父亲随我，没有什么意见，根据估分，我弟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专业，我报考了湖南大学汽车专业，填写志愿表的同时，还要填写一份政审表，上面除了家庭成分、简历、工作表现等等之外，还有一栏为单位评语。那时候我的单位（南宁饮食公司西平中心店）还是蛮民主的，召开了店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对我的评语如何写，并且邀请我旁听，会议上，不少人发言说了我的优点，但我们中心店的付主任却说了一大堆我的缺点，什么自私自利啊，上班时间复习功课怠慢工作啦，等等等等，之后，在政审表上他们如何写，我不得而知，因为政审表由单位提交。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78年2月初的一天下午，接到饮食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我有一封从湖南大学寄来的信，要我前去领取，放下电话我激动的跳了起来，骑上单车一溜烟来到公司办公室，没想到办事员说，信件让人带去中心店了（唉，这不是折腾人吗），没办法，我只好打道回府，一溜烟回到了中心店，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东西——录取通知书和入学注意事项，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十几条，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条，明确的写着：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

拿着信件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到了刘姐（友女）的朝阳冰室，告诉他们（公司篮球队的友仔友女）这一好消息，他们大家真的替我感到高兴，晚餐我们在一起边吃边聊，直到深夜我才回到宿舍，和寝室里的友女们分享我的快乐。

第二天没有上班，一觉睡到中午时分，吃了中饭才骑上单车往家赶，到了家门口，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轻手轻脚走到里屋门口探头瞄了瞄，发现母亲坐在床上正看着我，她没有吱声，眼里充满期待的神情，我背着手轻手轻脚地来到她的跟前，突然把信封亮在她的眼前，她迅速抢了过去，认真看了起来，“老王，老王，快醒醒”母亲用手使劲摇着父亲激动地说：“耀远得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唔，唔”父亲迷迷糊糊地答应着，突然他坐了起来，拿过信封看了又看，确信这是真的以后，高兴起来，这时，两老的眼角都湿润了，我妈妈喃喃自语：“这就好，这就好，我还担心我们的问题（牛鬼蛇神）影响你们读大学呢，看来，耀东也应该得到通知书啦”，父母非常期待我弟的好消息，不过让他们失望了，我弟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通知书（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因为政审表弄丢了，没有学校敢录取。听说当年中国科技大学想录取他，他的平均分在75分以上，因为政审表没有，而且他的单位迟迟未能补上，所以没被录取，之后是走读生进的广西大学）。

湖南大学报到时间是78年3月6号到12号，我于5号前往。那天，饮食公司专门派车送我去长岗岭火车站，因为南宁火车站那年刚好在重建。父母弟弟和朋友们前来送行，我高高兴兴的坐上开往长沙的火车，开始了我的大学学习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