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及其历史环境分析
（1）支部学习调研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赵家楼。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反动军警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污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会议现场
６月３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余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2万余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济南、青岛、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此时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这次大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斗争精神，极大地震撼了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
６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2）党支部学习研讨
20世纪初期，世界正处在并已长期处在列强瓜分或占领殖民地、野蛮扩大自身全球利益的历史阶段。而当时的中国，正是被蚕食的对象，在中国实现行使特权已经被视为一件可用来交易或谈判的商品，而所谓的“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在巴黎和会上一文不值。实则，这一方面是当时的国家实力与国际环境造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仅单单从自身立场以及封建或军阀惯性思维去开展外交工作，殊不知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群体正在觉醒，而对其所具备的潜在巨大力量亦认识不充分。
从五四运动看，这种力量的构成主要由两个部分，运动早期，由北京学生发起，由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响应。但总体而言，初期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大量被捕，反动政府无理辩护。而到了第二阶段，“六五”罢工开始，受学生的影响，工人阶级开始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而工作中心从北京转向了上海（这一步实际上很重要）。至此，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然而，这一胜利仅仅是在国内的胜利。6月底，中国专使受令，如期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旅法华侨和留学生对使馆的包围，才最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开看，可分析得到以下几点观点：第一，自1840年以来，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侵犯和不平等对待，“国家主权”对于饱经磨难的中国及其人民而言，尤其珍贵，因此巴黎合约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部分彻底激起了全球华人反抗和斗争心理；第二，从发动和繁育五四运动的构成来看，接受了先进思想的学生对“反帝爱国斗争”的认识尤为深刻，并率先发动。然而，单纯靠学生运动难以实现实质性的改变；而只有在工人阶级加入到这场斗争中，事情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潜在力量。第三，不幸的是，对于国内的反抗与斗争，北洋政府貌似并没有借助这种力量，而是选择继续授令签订和约。就国内政治环境而言，这说明北洋政府并不认可利于国家的先进思想、并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并未正确认识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对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形式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将面临重重困难。但是，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斗争”模式已形成雏形，并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分析
（1）党支部学习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翻译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其表达出来。1899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同年4月的《万国公报》第 123 期上这一错误得到更正，并称其“主于资本者也”。对于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观点，学界比较认同。例如，1979年，夏良才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一文，指出： “李提摩太节译的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会进化论》（Social Revolution）的前三章。这里说的‘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就是指的马克思《资本论》。应该说，这才是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资本论》的名字。” 这一阶段，除了《万国公报》以外，还有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的《万国史记》《富国策》等，也有一些零碎、不成体系的介绍。
20世纪最初几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留学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西方政治思想开始传入，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被译介到日本，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包括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与传播起来。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来他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译介西方思想，也提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丛报》第40～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在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46～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
几乎与梁启超等同时接触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留日或者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同盟会革命者或早期国民党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如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并且简要归纳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曾评价：“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通过日文的翻译和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时还有一些。例如，1902年4月，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介绍。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多地见诸报纸杂志。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并且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还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晨报》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译介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其中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并被编入了1921年5月文化书社发行编印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中。对此，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会议现场
（2）党支部学习研讨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和大的影响，相应的了解和认识是较为肤浅和片面的。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亦得到了梁启超、朱执信等具有丰富改革经验的进步人士的思考与研究，但并未成为一种革命的学说，也没有深刻意识到其可以给中国带来光明。而五四运动后，极大地鼓舞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促使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并充分地与相应的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而这些工作，又逐渐地影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并使其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思想条件。
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到以下观点：
第一，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依托外国传教士，而后，日本的留学生将相关论著，逐渐翻译、引用，以在国内形成了初步的传播。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宣扬，相比于日本等国家，中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相对较晚，且不成熟（工人阶级并不十分强大）。然而，为什么最终又是中国将马克思主义最好地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并将其不断深化和升华，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还是历史、规律、人民选择了让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紧密结合？！
第二，我们尝试从革命运动发展的大历史背景开看待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意义都十分重大。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第一次通过实践让大家看到了在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改变国家命运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十月革命，不仅鼓舞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担负着不可替代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十月革命后，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这种学说是一种可以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学说，其在我们一个北方的邻国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建立了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建立了一种政治上没有压迫，经济上没有剥削的新型社会制度，这是当时的中国迫切期待的。此外，十月革命以后不久，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清王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废除沙俄在中国的特权。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无一人不欢喜，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侵华的列强都是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有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废除历史上他们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他们已经攫取到手的特权，这对于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多大的感召力。因此，可以推测，在1917-1919年期间，至少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与进步人士中，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的土壤，只是当时大家对于这一新学说的孕育与培养尚未想好具体的措施，社会整体层面而言，并为形成统一、完善的认知。那么，反过来讲，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及相应的其它运动，确实给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予以强大的鼓舞和支持，同时也极大地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三，五四爱国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伟大的五四精神，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找到了最佳的渠道，使之从理论探索阶段向社会实践阶段实现了伟大迈进。具体而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这场爱国运动，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的成功，使先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于是他们纷纷地到工厂去，到工人的家庭去宣传马列主义。这些加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下定决心，要信奉布尔什维克的主义，要走苏俄的道路；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渊源主要在于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十年丧权辱国的政治被动，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有了空前的重视；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则主要在于坚定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革命信心，疏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渠道；最终，在五四运动启发下，不断探索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实现革命成功、国家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发展，则体现了非凡的核心政治智慧.
